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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老傅的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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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爸爸妈妈》之四①  

2010-07-15 10:28:07|  分类: 六灶傅氏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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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解放以后(1949年6月——1988年6月)

           上海解放后,爸爸负责掩护的浦东军事指导员张云程同志,担任了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财经部长,为了支援解放军前线作战,爸爸又协助他发动了一次借粮与献粮运动,为革命作出了新的贡献。

    爸爸妈妈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的大儿子,进入华东革命大学学习后,于1949年8月分配到皖南区党委工作。不久,17岁的我也参加了革命队伍。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即将高中毕业的姐姐,在1950年底报考了华东空军预科学校,三个月后去了前线。爸爸妈妈对我们参加革命工作,都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当时,国家还处于战火纷飞之中,敌特的破坏活动不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爸爸妈妈作出了无私无畏的决定,毅然把四个子女中的三个交给了党,只留下一个14岁的小儿子在身边,充分显示了他们拥护共产党、支持革命的决心。

   此时,爸爸在公司里的工作遇到了新的茅盾。解放以后,公司职工组织了工会,为争取工人利益,出现了一些劳资纠纷。爸爸虽然不是资本家,但他作为经理,却要代表资方来处理问题,这使他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而老板王先生作为民主党派的成员,已去北京担任政务院参事。1950年6月,爸爸辞去了公司经理的职务,到新建设杂志社任上海办事处主任,因工作需要,10月去北京,任新建设杂志社出版处主任,妈妈也带了小儿子随爸爸到北京定居了。

   1951年2月,经中央统战部安排,爸爸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主要是学习革命理论,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在此基础上,联系自己的经历,作思想总结,,巩固学习成果。由于爸爸出身贫穷之家,解放前有苦难的经历,因而接受革命理论较快。对于旧社会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政治历史问题,作了深刻的总结和批判,更加热爱党和社会主义。政治研究院对爸爸解放前的经历,作了“在旧中国做过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属于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系民主进步人士'的结论。11个月的学习结束后,爸爸回到了新建设杂志社继续担任他的出版处主任,从此,在哲学与社会科学出版岗位上干了三十多年。

爸爸妈妈到北京后,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爸爸每月有120多元工资,不愁吃穿。但妈妈是一个热爱劳动的人,不愿闲居在家安享清福,与里弄里的老姐妹们一起,在家为羊毛衫厂加工干活,按计件工资领取报酬。妈妈心灵手巧,能创意地勾出各种漂亮的花样,在当时的王府井百货大楼的橱窗里,曾多次把妈妈勾出的羊毛衫作为样品展出。妈妈不仅耐心帮助邻居的姐妹们学习、掌握羊毛衫勾花的手艺,还善于安慰人、宽心人,姐妹们有什么心事都愿意找她诉说,成为她们的知心人。

   爸写得一手好字。每逢春节,邻居们上门求字者甚多,妈妈磨墨拉纸,爸爸挥毫书写,满地红纸,家里充满了喜庆的节日气氛。妈妈作为东城区的军属代表,曾于1953年国庆节被邀请上天安门观礼。

  1953年,爸爸妈妈的小儿子高中毕业,被保送苏联留学。1954年春节,姐姐和我所在的部队正巧同在徐州,爸爸妈妈决定到徐州过春节,于是通知在合肥的哥哥一同来到徐州,留下了一张有5个人的珍贵照片——因为弟弟去了苏联。解放后,我们全家6个人始终没有团聚在一起的机会,这是人数最多的一张。

  小儿子1959年回国后,分配在部属一个研究院工作,1964年四清运动后,小儿子去无锡筹建研究设计所,并在领导班子只有一个人的情况下担任副所长。

  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叔叔因“包庇反革命”判刑三年;刑满释放时,原单位和当地公安机关发现,他“包庇”的那个人并不是反革命分子,是一个冤案,就让回到原单位工作,没有平反,只说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的,就这样不了了之。1957年反右派时,舅舅在县手工业局当业务干部,因酒后说了江青的过去,就以“反革命”言论入狱,判刑5年,到1979年得到平反纠正,恢复了干部身份。这两件事,在爸爸和他的子女的档案中,都记载了这两个重要而复杂的政治社会关系。

  舅舅判刑后,外婆生活发生了困难,爸爸要求唯一在上海的二儿子照顾外婆的生活,于是,二儿子就承担了按月给外婆生活费的任务,直到1965年病故。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欲加之罪是难以避免的。爸爸妈妈的女儿,抗美援朝时是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有线电台的台长,想不到在文革中竟成了造反派害人的“炮弹”;爸爸妈妈的女婿于复旦大学毕业后留苏,文革前在武汉海军某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造反派编织了一个“男的盗窃军事机密,女的发电报送出情报”的精彩故事,把他们作为“苏修特务”隔离审查了将近四年。

  而爸爸的大儿子,在参加革命时,对于当过多年学徒的经历,感到没有面子而没有在登记表里填写,到1953年入党时觉悟提高了,对党作了如实交代。文革一开始,就有人抓住不放:当学徒是受剥削的、很光荣的事情,隐瞒的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问题。于是,靠边、审查、下放劳动,折腾了三年多才被“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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