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浦东老傅的笔记本

天下傅氏是一家人

 
 
 

日志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上)  

2011-01-08 10:43:44|  分类: 人海茫茫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前言】 这是我在2008年写的一些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天灾人祸,老百姓的生活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我所处的环境,应是较好的一种,这里记录的是那个时候的亲身经历。我这里讲的发生在“红房子”里所发生的的故事,决不是那个上海有名的红房子餐馆,而是在一九五八年由红砖、红瓦建成的两排平房,是我们单位的宿舍,附近老百姓习惯以“红房子”称呼它,久而久之,“红房子”也就成了这个宿舍区的代名词。我于一九六一年迁入时,长女只有3岁,岳母还健在(3年后去世),在这里住了整整二十个年头,度过了一生中最最宝贵的岁月。此时,儿子、小女儿已进入中学,长女也准备结婚了。

一、种蔬菜  忙里偷闲

我们这个宿舍有16套房,每套28平方米,前后两个房间,后面拖一个小灶间,住着20来户人家(有的是二户合住一套)。我家住在前排最东面的一套,比原来住的政法宿舍,面积小了不少。宿舍前有很大的一片空地,四周用竹篱笆围起来。在那什么都要凭证凭票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展家庭副业是每家每户为生存而动足脑筋的大事,这块空地为每家每户开垦种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家庭副业是从种菜开始的,我家开垦了两行5米多长、1米5宽的小园地,种过青菜、萝卜、黄瓜、茄子等许多品种,冬天种过蚕豆,立秋种过绿豆;那时,胡萝卜叶、山芋苗都舍不得丢弃,拿它做菜饭吃,现在想想当时是怎么咽得下的?在那艰苦的岁月中,上班特别的紧张,晚上不是加班,便是开会学习,还没有星期天;为了生存,种好这一小块菜田,只能利用早晚一点点空隙时间,松土、除草、收种、浇水(要到100多公尺外取水),那才叫真正的起早摸黑。

为了改善伙食,利用自己种的蔬菜进行加工咸菜,胡萝卜干、茄子干可以做另食,还深受孩子们的欢迎。我们还在黄梅天时,加工熟面块让其发霉后,买来甘草、生姜,和水一起放入酱缸里,每天摆到太阳下面晒(为了防止苍蝇下蛆,用玻璃加盖),晒成甜面酱后,再买来菜瓜(还有西瓜皮),用盐腌掉水分,略干后放入酱缸晒成酱瓜,成了吃粥的佳品。自己做的酱瓜,似乎比商店里买的要好吃些!

我们房间的外面,还有一块小小的空地,也是邻居们进出的必经之路;我在窗外搭了一个高高的丝瓜棚(为的是方便邻居在下面进出)。这个丝瓜棚又高又牢靠,后来改成了葡萄架。我们还在篱笆边种了一棵无花果树,三、四年功夫就长得高高大大,每年立秋以后,天天可摘一小蓝无花果,除了自己享用外,还让孩子们轮流送给邻居家的小朋友共享。

1966年文革开始时,那块空地上盖了一个公司的办公楼和四层集体宿舍,砌上了围墙,与我们宿舍隔断,没有了菜地,菜也种不成了。

二、养鸡鸭  自食其力

家庭副业的另外一宗,就是饲养鸡、鸭、鹅、兔子,有一年还养过一只小羊。饲养小动物很受孩子们的喜爱,也为他们提供了家务劳动的机会。那个时候,贼骨头极少。我们在园子里搭了一个鸡棚,边上再围一点小的空地,鸭子就圈在里面(俗称旱鸭),每天到河里捞螺蛳敲碎,或者到田里挖蚯蚓,作为鸭子的精饲料,还到米厂去买糠,通过关系到酿造厂买一点酱糟,解决了鸡鸭的饲料问题。

养鸡是最大的一宗副业,家养鸡鸭生的蛋,是唯一能够满足孩子们食欲的食品。而加工咸蛋,又是生活安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学过用黄泥腌咸蛋,但感到还是用盐水腌咸蛋的方法最最简单实用。方法是:将新鲜鸭蛋(鸡蛋也一样)洗净,于阳光下晒2小时;另用适量水(能浸没蛋面为度)加盐(比例为:5斤蛋1斤盐)煮沸,待凉;将蛋在高度白酒中滚沾一下后放入甏中,倒入盐水,加盖于阴凉处腌制30天以上,即可取出服用。咸蛋是夏天下饭过粥的佳品,方便美味而省钱。鲜蛋晒太阳和沾白酒,有利于咸蛋生油;白酒还有利于去腥,在盐水中加几片生姜,放一点辣椒、红茶同煮,也有利去腥,增加香味。

每年初买上十几只小鸡,成活率80%左右。后来,有一位在食品公司当购销站长的邻居老杨,每年帮助给小鸡打预防针,增强抗病能力,提高了成活力。而给小公鸡做阉割手术,确是一件经济实惠的好事。经过阉割的小公鸡,吃的少,长肉快,肉嫩,每只可长到八、九斤重。

每只母鸡生蛋一、二个月以后,就要“煞匍”(即抱窝),羽毛松散、不吃不喝,像喝醉酒一样,十天半月也恢复不了,我们就用不知道是谁教的土办法,把“煞匍鸡”丢到河里,让它拼命挣扎,拍打着逃到岸上;还在鸡的屁股毛上扎上一面小旗,让它看到后会怕得到处逃窜,这样很快就会解决问题,这大概是一种运动疗法吧!

在我儿子十岁左右的那一年,经邻居老杨介绍,买了一只比本地白鹅还要大得多的灰鹅。养到大热天时,灰鹅的头已超过儿子的身高,可以把头伸到饭桌上吃东西。有一天下午,灰鹅在儿子赤膊的后背上啄了一口,痛得直哭!

三、每月二元水电费

我们那排平房,有一个共同的门牌号码,供电局只安装了一只5A小电表,供11户人家共用。好在那时候除了电灯,部分人家有一台收音机以外,再无其它家用电器。夏天晚上,到窒外乘风凉,两条长凳加一块门板,撑上蚊帐,几个孩子挤在一起,有时要到深夜一、二点钟才把他们抱进屋内。冬天穿着棉衣棉裤加上大棉鞋,晚上把汤烫婆子、热水袋放在被子里取暖,反正家家户户都一样,连有朝一日用电风扇的梦想也没有。

电费账单要每月分摊到户,11户人家轮流负责收费缴费,这种用电大锅饭的做法,肯定不可能做到合情合理,大家都认为电费太贵,而有些人家,昼夜不分地开着电灯,但谁都不愿当面指出。每家的人口不一,灯光也有大小,怎么改变分摊办法也解决不了矛盾。于是,有的人家率先买了小电表装了分表。按照当时的通行做法,分表每月贴总表一个千瓦,这样一来,未装分表的人家就增加了贴费负担,到1965年底,终于每户都安装了分表,电费负担也降了下来。

最近,偶尔在一个记事本上,发现了六十年代初的电费记录,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1962年,平均每月的电费支出是:1.87元,1963年:1.77元,1964年:1.87元,1965年:1.38元,1966年:1.13元。当时,每千瓦电费为0.24元,如以1966年计算,去掉1千瓦贴费后,每月实际平均用电仅3.7千瓦。至于下降的原因,当然是大家都安装了小电表。现在想想,家里用的是8瓦节约灯和灶间用的3瓦蜡烛灯,加上每天要听的收音机,能用多少电呢?孩子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做作业,一直维持到七十年代末,供电部门才给每户安装了独用电表。

我于一九六一年迁入“红房子”时,整个县城还没有自来水,大家吃用都是河水。为此,家里备了两只水缸,每天要到200多公尺以外的河里拎水。一只缸加入明矾,待沉淀后做饭烧开水用,另一只为日用洗刷水,每天要5铅桶水(漂洗衣服直接到河里)。孩子还小而帮不上忙,每天急急忙忙来来回回拎水,就成了早晨的必修课。1964年,县里有了自来水厂,单位为20多户人家申请在园子里安装了一个公共给水龙头,算是办了一件好事。但随之而来的矛盾,是怎样把每月的水费分摊给每户人家。无论是按户分摊,还是按人分摊,反反复复,老是意见不少。后来,在水厂的指导下,采取凭筹取水的办法,就是每20铅桶水折合为一个立方,每桶水为一根水筹,规定“先买筹,后用水”,一律不准在水龙头上直接用水。20多户人家推荐一名代表负责此事,并商定每年按照实际用水量作一次性少退多补,这个办法,直到1981年我迁往单位新楼时还在继续使用。大女儿至今还经常提起,每天帮妈妈拎两只马桶到公共厕所去的苦差事。那时,家里备了两只桶,平日洗脚的小圆桶和热天洗澡(只能说是揩身)用的长园浴桶,烧热水,拎冷水,倒脏水,成了每天必须的麻烦事。而到公共浴窒,只能偶尔为之。

每月二元钱左右的水电费负担,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家是月收入的2%,而多数双职工的收入在80元左右,宿舍里有二个行政19级的南下干部,每月工资74元,老婆没有工作,孩子有四、五个,经济十分拮据(当时的城镇居民的困难补助标准,是每人每月12元以下),这二元钱左右的水电费,无疑是一项不小的开支了。

四、家里有了液化气

当我带着煤球炉迁入“红房子”的时候,煤制品已实行凭卡供应,一人户每月90斤,三口之家每月120斤。当然,农村是不供应的,要求农民自行解决,到冬天烧柴发生困难时,农民只能拾杂草、剝树皮了;在市区有亲友的,可以在他们供应的计划中买一些煤球,但乘公交车运回家的时候,如果被市场管理人员发现,就要被充公没收。

为了节约用煤,曾大力推广炉灶改革和使用煤餠。老百姓为了省钱,往往购买煤灰(可省三分之一的钱),回家自己加工成煤块;后来推广使用煤餠,则借来煤餠夹子,自己动手敲出一只只煤餠来。我还在自家搭建的灶间里,砌过一座烧煤餠的多功能节约灶,可以同时烧柴草和煤餠,灶中间按了一个利用余热的铁汤罐,这样就可经常有热水用了;特别是用柴草炒菜做饭后,在热灰中埋入几只山芋,过半天就成了好吃的煨山芋了,可受孩子们的欢迎了。我们还利用柴火的余热,自己学着做叫花鸡:先把鸡洗净(不要拔毛),在鸡肚子里放上调味品后缝好,再用稀泥涂在鸡的外层成团状,放进灶膛热灰中,不到半天就成了香喷喷的叫花鸡了。

1973年,我向县建设局申请了一个建筑许可证,在院子的空地上造了一间12平方米的灶间,红瓦、树棍做的屋顶,点心店烧的方形煤渣砖砌的墙,化肥厂运来4屯煤屑做地基,总投资仅312元。新灶间造好不久,我在高桥化工厂的一位战友,说可以为我配一套液化气钢瓶和灶具,但老伴(当时还很年轻)怕爆炸不敢要,拖了几个月,还是战友给送上门的。这在当时,除了化工厂职工以外,是很少有人能够拥有的,也是使人十分羡慕的事情。在我1981年迁出这个宿舍时,我那担任局长的邻居,还在烧煤餠呢!他家用上液化气的时候,已是八十年代中期了。我还通过那位战友,为好友涛搞了一套液化气,当他在1987年(刚过五十四岁)病故后,几个子女为争取那套液化气的使用权,闹得很不愉快。

五、紧俏的工业品

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要买一点生活必需的工业品,可不是一般的困难,根本的问题是东西很少。因为,多数工业品是基本无货,少量的就只能采取凭证供应的方法,如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三大件商品,一个两万人的公社一年才分到十几张票,给谁都是理由。于是,抓阄的、开会民主表决的、按照先后顺序排队的,等了十年还没有轮到的人也不在少数。还有凭结婚证书供应的大衣柜、棕绷、五斗柜等,有了证书也不一定能够买到。更有三不管的情况,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位在本县市属工厂的女干部,丈夫在邻县部队工作,女儿插队落户在农村,要与当地一个农民结婚了,想买大床、大衣橱等家具,可跑了三个地方的结果是:农村没有供应,郊县市属厂的物资分配不在县里,部队另有供应渠道,结果一无所获。

有一种用纤维板做的开门箱(类似五斗柜、在前面上半部开门、没有抽斗,老百姓叫它被头箱),每只29元,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是一件十分紧俏的敞开供应商品。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供应,于是人们就经常关心商店的来货情况,一有消息就没日没夜地排队等候,有时排了几个昼夜也不一定如愿。像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听人家说过一个笑话:有人早上在没有开门的商店门口,看到别人排队,就马上跟在别人后面,问排在前面的人,也不知道卖什么东西,过了几个小时,才知道是卖卫生纸。在那时,家里发生了特殊情况,需要某种市场上没有供应的商品时,都就要到粮食、商业部门去申请,如病人在冬天要吃西瓜、冷饮,生了孩子买红糖,死了人买白布、黒纱,在农村,生产用的小农具也是凭票供应的。

1965,年我在奉贤农村参加四清工作时,工作队里有一个在公社农具厂工作的供销员,了解到我想购置大床的情况后,让他们厂的老师傅,为我加工了榉树实木的五尺大床和双层麻绳编织的棕绷,至今已有四十多年,虽然式样老了,但很实用,那类似红木的油漆,至今还如新的一样。那床架58.4元,棕绷51.65元,可化了我们夫妻一个多月的工资。

在那物资极为匮乏的年代,衣着上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就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人们穿补丁的衣裤,随处可见。我们家的缝纫机,是在1972年下半年,拿到了一张“缝纫机头”的票子买的,又到上海金陵东路买了整副缝纫机的机架安装的,总价不到240元。数次搬家,唯独它未被处理,因为日常生活中实在不能缺少它。

钟是每家都需要的,三五牌台钟每只39元,可是没有票。七五年春天,听一位朋友说,旧货店有一种台钟的处理零件,是钟厂定点供应给协作单位的,有少量内部供应,于是托人化了24元买回一套,自己动手装配。想不到质量不错,几十年来罢工两次,我给它加了点缝纫机油,又整点工作了,到现在还没有进过修理部。

六、来了堂叔公

在那多数商品凭证凭券的年代,票证对于人们的生活,有时比钱还要紧,像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酱油、食盐、料酒、火柴、卫生纸等等,凭证供应了好几年。现在很少见到的火柴,那时天天生煤球炉需要它;抽烟的买不起打火机,更是离不开它。每人每年凭券供应几两的絮棉券,只能够给孩子们做棉衣棉裤用,添置一条棉花毯是不可能的。买布也要找窍门,到棉布商店买布的首要考虑,不是颜色花样,而是有没有另头布,这样可以省几寸布券。

在所有最最重要的商品中,那就是粮食。自从1954年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以后,每户一本居民购粮证,不同工种、男女老少,都有按月不同的定量。供应品种以吃口硬硬的籼米为主,每斤一角一分六厘,像老来青那样的粳米,每斤一角六分,但每人每月只有一、二斤;而需要面粉、切面、馄饨皮,或者购买糕点、点心以及上饭店等等,都要付等量的粮票,没有粮票是寸步难行的。如到外省市去,那要拿介绍信、粮票、油票,到粮管所去调换全国粮票。为了吃饱肚子,精打细算地节约粮食,可以说到了千方百计的地步,如多做菜饭、多吃稀饭、多买山芋、多吃烂污面等等,还要应付还不懂事的孩子,不知动了多少脑筋。当然,这样的日子,比农村要好得多了,更不好同外地饿死人的地方相比。在这个时候,你能支援亲友几斤粮票,那比什么都贵重。

记得在1963年的春天,一个自称是我祖父(1928年已去世)堂兄弟、七十多岁的老人来看我。在我的印象中,是有这么一位氏族中最近的远房宗亲,那里有我家的三亩祖坟,由这位堂叔公代为耕种(不收租金)和照看坟墓,他家住在几十里以外的乡下,解放前,我陪同妈妈去扫墓时,曾经在他家里吃过饭,至少已有十五六年没有往来了。 老人告诉我,家里是贫农,儿子死了,现在同媳妇和十多岁的孙女相依为命,生活十分困难,我就留老人住了几天,临走还给他买了些粮票打折的糕饼(不完整的);到年底时,老人步行几十里(没有公路)又来了,说家里没有男劳动力,年终分红成了透支户,吃饭时狼吞虎咽,好像很久没有东西吃了似的,我又留他住了二天,临走给了5元钱和几斤粮票,说实话,我也是泥菩萨过河,没有更多的能力帮助老人,嗣后一直没有老人的信息。

一九九四年,老人的孙女林仙,拿了解放后人民政府给我家坟田发的土地证,陪同县政协的领导金家如和六灶镇政府的副镇长寻到了我,说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希望了解一些在外地工作的同乡人信息。时隔三十年后,我才知道,老人回去后生活极其潦倒,没两年就黯然离世了,我为未能在老人生前,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而感到不安。

七、儿子从北京回来

1971年夏天,父亲从中科院在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家里已从南河沿搬到了南小街的礼士胡同,年近七十的老两口很想见一见多年没有见到的孙辈。决定把在上海、无锡、合肥的孙子,武汉的外甥,集中到北京一起过暑假。我就把9岁的儿子小磊,托同事带去了北京。就这样,四个男孩子在爷爷奶奶身边,一起度过了高兴的一个多月。

八月底到了,孩子该上学了。可父亲一直没有找到来上海出差的便人,只好把小磊直接送上了火车,拜托列车员予以照顾,并嘱小磊到上海后千万不可下车,要在座位上等爸爸妈妈。又拍了电报,告知到站的时间、车次、车箱号和座位号。第二天,我到北站凭电报买了站台票,等到21次车进站停靠,找到那节车厢,待多数客人下车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冲了上去,可车厢里没有儿子的踪影,就急忙回头去找列车员要人。刚走下列车,站台上人流已散,一个解放军带着一个穿黄军装的光头小孩跑了过来,那小孩就是我的儿子小磊。解放军经确认后就告别了。

       原来,奶奶给小磊剃了个北京小孩较为普偏的光头,还给每个孩子买了当时很流行的黄军装,怪不得我一下子认不出自己的儿子了。而那个解放军是在南京上的车,发现小磊很好玩,在和他聊天的过程中,了解了我家的情况,就骗他说是我的好朋友,小磊就信任地和他做了朋友,以致忘了祖父“到上海后,一定要在火车上等爸爸妈妈”的交待,直接跟着解放军一起下了火车,从而发生了这一场虚惊。这孩子实在太小,太天真,还不懂事,假如碰到坏人给拐了,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想想真有点后怕。好在遇上了解放军,才保证了他的安全。
  评论这张
 
阅读(161)| 评论(2)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