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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老傅的笔记本

天下傅氏是一家人

 
 
 

日志

 
 

我们的爸爸妈妈( 上 )  

2013-05-07 15:54:28|  分类: 人海茫茫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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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爸妈写传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中旬,82岁的大哥从合肥给我、姐姐(在波士顿)、弟弟(在北京)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是为了锻炼脑子,准备为爸爸妈妈的一生写一份传纪,也可以给孩子们留一点家史,得到了我们三个弟妹的支持。

   于是,由大哥执笔,我们三人补正、修改,通过【 MSN 】邮箱在四地传递,有时为了某一情节,可以在一天内连发五、六封邮件。说实话,我们兄妹分别60载,除了在离退休后的1994、2002年有二次团聚以外,相互间只有偶然见面的短暂机会,这样的频繁联系还真是第一次。

   经过二个多月的共同努力,近二万字的《我们的爸爸妈妈》终于定稿。这份传纪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写1926年爸爸妈妈做“会”(民间集资)结婚后的十年间,夫妇艰苦奋斗,为祖父送终、小叔成家、生育我们兄妹四人,还清了全部债务的历程;第二部分从1937年县城失控,爸爸去内地抗日,全家到乡下避难,大哥12岁当学徒,生活极端苦难的日子;第三部分写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家团聚,爸爸在从事地方建设的同时,掩护地下党活动的过程;第四部分写解放后,我们三兄妹参军参干,爸爸去北京工作,小弟留苏、回国的前十五年“激情燃烧的岁月”,十年动乱中全家受冲击、隔离的情景,妈妈三次骨折(挖防空洞跌伤、下公交车时突然启动,被自行车撞倒)的无奈。爸爸妈妈于85、88年离开我们,临终实现了五十年代关于“死后火葬、不留骨灰”的诺言。最后,为爸爸妈妈的一生作了总结。

作为儿女,较为系统地回顾爸妈的一生,处处联系着自己的成长过程,沉浸在爸妈对儿女关爱的怀念之中,思绪在依稀往事中流连忘返。除了偶尔看看网友的博文以外,怎么也找不到写点什么的冲动欲望。

                                             怀   谷     2013/5/7.

 

我们的爸爸妈妈

一、在贫困中作艰苦斗争

    我的爸爸妈妈,是在1926年农历10月18日结婚的。那一年,爸爸20岁,妈妈22岁。爸爸的家正处于非常困难的、一分为三的破碎境地。

    我家从明代开始,由始祖傅荣避难定居到上海浦东靠近海边的乡下——今浦东新区六灶镇,祖父除了祖上留下的包括祖坟、宅基地在内的3亩2分地和一个入赘在外的弟弟以外,一无所有。爷爷和奶奶租房住在县城北门,爷爷在上海一家烟纸店帮工,奶奶在家做家务,抚育三个子女。1923年,奶奶在生育第四个孩子时去世。爷爷在办完奶奶的丧事后,因为要继续去上海谋生,把17岁、11岁的两个儿子寄养到他们的舅舅家里,把刚刚出世的小儿子连同5岁的女儿,寄养到农村一户奶妈家里,这个家就这样破碎了。

     爸爸是爷爷的长子,15岁(1921年)时由他的舅舅介绍,到县政府做抄写工,第一年没有工资,第二年每月4元工资,以后有所增加,1926年时,被聘为雇员,月薪增加到16元。1925年,由爷爷作主,把2岁的小儿子送给上海徐家汇一户富裕的王姓人家收养;把13岁的二儿子送到当地一家烟纸店学徒。同时,决定要为爸爸娶妻,把这个破碎的家收拢起来。

但是,象爸爸这样的贫穷不堪的家境,谁愿意把女儿嫁给爸爸呢?在商谈爸爸婚事的过程中,难度很大。
     爸爸年幼时,由于身体瘦弱,所以喜欢运动,以增强体质。他特别喜欢打篮球、踢足球,经常参加县城的球赛,是他所在球队的一名骨干队员。球队中有一位同是县政府雇员的好友,他家就住在球场附近,每次打完球后都抱着外衣、汗流浃背地到他家休息。他的母亲是一位慈祥而开明的人,很喜欢爸爸这个没妈的孩子。她从长期的观察中了解到,爸爸是一个为人正派、勤奋好学、聪明能干,有上进心,是一个可靠的、有出息的人。她家当时比较富裕,在县城有房产出租,还开了一个灯笼店,她不嫌爸爸家里穷得一无所有,而作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同意把她最心爱的大女儿嫁给爸爸。爸爸和妈妈早已认识,并相互了解,都很乐意结为终身伴侣。爸爸妈妈的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爸爸要办婚事谈何容易,钱从那里来?在至亲好友的支持下,通过做“会”(一种利息较低、互助性质的民间借贷方式),筹资500元(当时,5元钱能买到1石米,合156斤),在10年内,由参加做会的10户轮流收款、还贷,第十年结清。到第六年,有一户参加做会的破产了,无力还贷,按规定由发起做会的爸爸负责赔付,一共赔了170多元。

   爸爸到外婆家迎亲时,有人告诉外婆,新郎官出发前在掉眼泪,因为经办婚事的人说:没钱了,婚事办不下去了,赶快想办法。外婆听说后,马上把爸爸叫到房间里,给了60元钱。爸爸妈妈结婚后,开始独立起伙,把寄养在外的弟弟妹妹接回来一起生活。这样,终于实现了爷爷的愿望,把这个破碎的家收拢起来,重新团聚了。

    妈妈是外婆的长女,是一个勤劳善良、热爱劳动、吃苦耐劳、意志坚强的人。由于外公早逝,她在娘家就协助外婆料理家务,是一个善于勤俭持家的好手。她嫁给爸爸以后,就与爸爸共同挑起了沉重债务和养活全家的重任。妈妈从12岁开始,就在袜厂做摇袜工,后来还学会、掌握了修理摇袜机的技术,当了袜厂修理摇袜机的技术员。婚后不久,她就到袜厂租袜机在家里起早摸黑地摇袜,每月能挣到六元多加工费,省吃俭用,以解决家庭的日常开支。

    天有不测风云,不幸的事突然降临。爷爷生病了,从上海回到家里,经医治无效而于1928年12月去世。办完爷爷的丧事,爸爸妈妈又增加了200元债务。真是雪上加霜!家里的经济更加困难了。

    1930年,爸爸在做了九年雇员之后,终于在1930年谋到了在县政府建设科担任科员的职务,月薪增加了很多。由于工作努力,后来被提升为一等科员,月薪又有增加。

    从1928年到1936年,爸爸妈妈先后生育了四个孩子,他们为有了这些可爱的孩子而高兴!

    妈妈原来是文盲,爸爸在婚后教她识字,学会了每天记日常开支账,她有计划地安排家庭经济开支,勤俭节约,精打细算,既保证全家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按期归还所欠的债务。爸爸妈妈夫妻恩爱,相互支持,团结一心与困难作斗争,使全家在逆境中过着和谐而幸福的生活。

    叔叔在1928年学徒期满后,有了一些工资,仍然吃住在家里。当时虽然家里经济还很困难,但爸爸妈妈仍让他保留自己的劳动所得,供他将来成家以后使用。1935年,在爸爸妈妈的主持下,帮助叔叔找了一位叔叔满意的女孩,为他们备齐了新房中的一切用品,举办了一个象样的婚礼。此后,他和婶婶开始了小家庭的独立生活。

    到了1936年,也就是爸爸妈妈结婚后的第十年,他们终于还清了所欠的全部债务,缷去了压在身上10年之久的沉重包袱,“无债一身轻”了。从此,家里有了积蓄,生活逐步有了改善,展现出了美好的前景!

     但是,这样的生活只有短短的1年就结束了。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8月,日军进攻上海。在侵略者的炮火声中,县城里国民党的军政官员都逃跑了,百姓们纷纷逃难,我们家也避难到了乡下。爸爸的经济来源断了,刚刚好转的家庭生活又陷入了困境。


二、抗日战争时期

    爸爸妈妈带领我们全家逃难到了乡下,借住在距县城3华里多的一户贫农家里,盼望着抗战胜利的消息。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使爸爸彻底失望了。1938年,他带着大儿子——我的哥哥到上海,投奔他的一个开典当的族叔,帮助族叔照顾典当业务,并辅助族叔续修1939年版家谱;同时,安排哥哥在上海读小学五年级(乡下只有小学四年级)。

   1939年,妈妈又生了一个小女儿,爸爸为她取名盼官,盼望抗战早日胜利之意。

  在上海,爸爸为了不做亡国奴,怀着满腔爱国之心,想奔赴内地参加抗战,经多方寻找,终于联系到本县的一位知名人士王先生,他当时是国民党驻上海的地下工作者,正以李济深领导的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身份,找人去内地参加抗战。是年冬天,爸爸潜入内地参加抗战、走上了远离家乡和亲人之路。

    爸爸离开上海之时,告诉正在读小学的大儿子,今后将无钱支付学费和生活费,小学毕业后就留在他族叔的典当里做学徒;并嘱咐注意自学,争取抗战胜利后继续上学。

    爸爸进入内地后,先在战地党政委员会第三战区一个下属单位的政务科担任干事,主办对日寇的经济斗争,关于禁止敌货入境、禁止资敌物质出境等文书承转工作。由于工作不顺利,又转入江苏省下属的江南行署政务处做地方行政工作。在此期间,爸爸想做事,没有后台,有力无处使,总是受人排挤,到处碰壁,使他逐渐心灰意冷。1943年,王先生在内地创办了一个经营土产的公司,爸爸辞职转入王先生的公司,协助王先生经商办公司。

自爸爸去内地以后,妈妈作为一家之主,承担了养活全家的重任。由于家庭经济来源断绝,妈妈只有用自己的双手,在乡下做各种零碎农活,栽秧、除草、收割稻麦、采摘棉花、打麦、舂米、磨粉等等,无所不干,以获取少得可怜的收入。她冒着严寒酷暑,不怕风吹雨打,以顽强的精神,艰苦的劳动,带领全家过着那以糠菜为主、粮食为辅的日子,在饥饿线上挣扎。一次,在大雨磅礡中,妈妈在帮工后拖着疲惫的身躯,踩着泥泞的小路,走回家门口时,一跤跌倒在台阶上,一块大青石顶在腰部,痛得爬不起来,从此留下了终身腰痛的毛病。又有一次,在大热天打麦时,因高温过度劳累而晕倒在场上。但妈妈为了保住这个家,咬着牙,顽强地坚持着这种艰苦的雇工生涯。

    在那困难的岁月里,妈妈还学会了从纺纱到织布的一整套纺织土布的技术,特别是掌握了较高的经布配色的本领,承担了为全家栽剪、缝制、修补衣服,以及做鞋、摇袜、理发等任务。

    日军占领县城后,外婆家当时的家境也已十分困难,房客逃难去了乡下,房租收不到了,灯笼店也生意清谈了,舅舅又接连生了几个小孩,家庭经济入不敷出。但外婆还时刻关心着在乡下受苦的大女儿和外甥们,曾多次接济我们家一些钱物。

    在我们家实在断粮的时候,妈妈曾到我家当时唯一有钱有粮的、爸爸的舅舅家去求借过二次。第三次被断绝,并说:“救急不救穷。你们家已借两次,借去20斤,什么时候还?”妈妈伤心得偷偷流泪而归。

    那时候,家里的经济虽然十分困难,但妈妈坚持让自己的孩子到学校上学;同时教育子女:家里越是困难,你们越是要认真学习,取得好成绩。在夏收、秋收季节,则让孩子们到收获过的地里,参加拾麦穗、拣稻穗、挖山芋等力所能及的劳动。

    1942年,家里接连发生了两起不幸的事。那一年,农村霍乱病突发,死了好多人,我们全家人都先后被传染病倒;妈妈的小女儿盼官是最后一个被传染的,被病魔夺去了她可爱的生命,妈妈为此无限悲痛。不久,妈妈在上海做学徒的大儿子,发生工伤事故,从高空摔下,昏迷不醒,被送回乡下。妈妈焦急万分,求医问药,日夜守护。大儿子在卧床5天后才逐渐清醒,半个月后开始下地;因拍丢掉学徒饭碗,拍多吃了家里极少的口粮,不满一个月就回上海去了。

    不久,因房东家娶媳妇需要房子,我家就迁到了附近的顾家宅。一天,我们姐弟三人到河边水阶上洗东西,6岁的小弟不慎落水了,姐姐吓得直叫,9岁的我慌慌张张地也跳入河中,顺势把小弟推到了对岸,接着又回到了水阶边,两兄弟脱险了。我们穿着水淋淋的衣服回家说明了情况,妈妈听后吓出了一身冷汗,又感到庆幸。村里人听说后都感到惊讶,因为那条河的石阶附近河水很深,两个不会游泳的小孩落水后,怎么能平安登岸呢?对我“落水后踩着河中的石头过河”的说法,村里人不信,用竹竿进行测深,河水很深;两三年后大旱,河水干涸,也未见石头。乡亲们说:好险啊!如果兄弟俩上不来,不会游泳的姐姐也将跳到河里去救,那这家三个孩子的命全没了,这是他们祖上积德,有神灵保佑,小孩命大福大!妈妈也觉得是神灵保佑我家躲过了一次大劫。为此,多次到当地的寺庙烧香磕头,感谢神灵保佑!

    姑妈从农村接回来时才8岁。长大一些后就帮助妈妈料理家务,照看我们姐弟,后来也学会了摇袜。1943年,姑妈与农村里的几个小姐妹一起,到上海的袜厂打工挣钱,以帮助养家。第二年,抗战进入了第七个年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取得胜利。妈妈考虑到姑妈已经26岁,虽然正在上海打工挣钱贴补家用,但要以她的终身大事为重,不能耽误她的青春,决定不再等爸爸回来,为姑妈在找了一个勤劳忠厚,有做豆腐手艺的男青年,在征得姑妈同意后办了婚事。

    爸爸去内地以后,有三年多时间与家里完全失去了联系。后来,妈妈终于收到了爸爸经过多方辗转寄来的家信,使全家得知他在内地平安而大为高兴。以后,爸爸曾几次托人带信带钱回家,虽然次数不多,钱也很少,但妈妈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在哥哥学徒满师有了一些收入和姑妈去上海打工后,都托人带了一些钱回家,使家庭的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但缺吃少穿的困难局面没有根本改变。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我家的苦难生活也从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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