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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族谱与修志  

2014-04-12 09:28:15|  分类: 族谱一二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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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中华寻根旅游网》 [http://www.zhxgly.com]  
       古代记述氏族世系的史籍称日谱牒。我国谱牒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代,已广为流行。记载上自黄帝下迄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世系的《世本》,号称谱牒之祖。西汉后期刘向编校命名的《世本》是二卷,东汉初宋均注的《帝谱世本》是七卷,东汉末宋衷注的《世本》是四卷,通称为古本。《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心志》均有著录。北宋编定的《崇文总目》已不见著录,可见到北宋时已经散失。今本《世本》是后人辑佚而成的。南宋高似孙是第一个辑佚《世本》的学者。清代辑佚《世本》的学者很多,重要辑本有八种。195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世本八种》,已全部收录。
   从各书征引《世本》的材料看,古《世本》有纪,有传,有表,有世系,有作篇(纪事物起源),有居篇(纪古地理)等,内容相当全面。《汉书.司马迁传》云:"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
  《后汉书·班彪传》云:"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迄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
  《梁书·刘沓传》引桓谭《新论》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仿周谱"。
  这些记载表明,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是吸取了当时谱牒学的成果的。应当注意的是,其时《世本》尚未问世。司马迁参阅和吸收的是谱牒成果,并非《世本》。
  《史记·自序》云:"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
  《史记·三代世表序》云:"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成不同,乖异"。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可见,司马迁自己也说他写《史记》时是吸收了谱牒成果的。不仅如此,《史记》三家注,即南朝宋裴驷《史记集解》、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司马贞《史记索隐》也都引用了大量的谱牒资料。这些资料主要出自《世本》。《史记索隐》因避李世民之讳,改《世本》为《系本》。
  正因为司马迁吸取了当时的优秀文化遗产(包括谱牒),所以他的《史记》,才成为千古不朽的世界名著。
  郑樵《通志·总序》云:
  "司马迁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入,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到了唐代,谱牒又称族谱。宋代称家谱。钟健群《宗谱学略论》说:"至唐代名为族谱。族谱者,氏族之谱系也"。又说:"宋代时名为家谱。家谱者,家乘也。为记载一家世系及事实之书"。宋代《鹤林玉露》记载:"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取孟子晋之乘之义"。士大夫修家谱,名日家乘,始源于此。一家别子为宗,徙居他乡,其异地分居者另修之家谱,称曰支谱或房谱。综合各支谱、房谱而修之谱,称日总谱或通谱。
  自宋以后,私修族谱之风兴盛起来,至清代达于鼎盛时期。现存族谱,主要是明代和清代编修的。每部名谱,大都由谱系、朝廷恩荣,祠宇、家墓、传志、艺文等部分组成。谱系为主要部分,包括族姓源流、世系谱表、移住始末等。清代的方志学家都十分重视族谱。
  我国的方志出现很早。但方志学之创建,则是从清代章学诚开始的。章学诚(1738~1802),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二十七岁时就随父纂修《天门县志》。此后,陆续纂修或参修《和州志》、《永清县志》、《毫州志》、《大名县志》、《麻城县志》、《石首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广济县志》、《湖北通志》等。并有《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修志十议》等专论。他在长期的修志和评志的实践中,对方志的源流、利弊得失以及方志的性质、含义、范围、要领、体例、章法、文辞等,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成一家之言,创立了方志学的理论体系,使方志学成为一门重要学科。梁启超说:"'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
  方志学的奠基者章学诚,很重视族谱。他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提出各州县应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收集资料,为修志创造条件。他说:"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记载"。所谓成法,即指按照规定的类别和格式收录资料。收录哪些资料呢?章学诚归纳为六类:六科案牍、职官治绩、谱牒、经史诗文、金石拓片、乡饮宣讲闻见录(《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例一)。在这里,章学诚把谱牒列为六类之一,是很有见识的。梁启超对章氏的主张,倍加赞许:"实斋之意,欲将此种整理资料之方法,由学者悉心订定后,著为格式,颁下各州县之'志科',随时撮录,则不必高才之人亦可从事,而文献散亡之患可以免。此诚保存史料之根本办法,未经人道及也"。(《清代学者整理旧学总成绩--方志学》)
  章学诚编撰的《永清县志》就立有《士族表》一目。其意在于"以世族率齐民,以州县领士族"。他规定"生员以上之族始人录"(《永清县志士族表序例》)。章氏的这个主张,是仿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而来的。只著录生员以上之士族,自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余绍宋的《龙游县志》则力矫此弊。其言日:"余今所为考则不然,不问其是否著姓,是否大族,抑有无生员以上之人,但使有谱而合于编体例者,罔不著录。故不称土族而称氏族。"又云:"凡氏族必冠地名,重其所居也。亦有冠以郡望者,从其谱也。来自何处,何年始迁,必详记之,重其所始也。同宗异派或分迁者,则汇记之,明源流也。同姓不宗,则以迁来先后为次,别新旧也。族中知名人有可考者,择要记之,著其望族也。谱之卷数必记,创修谱者必记,重修年份必记,氏族所重,重在谱牒也"。余绍宋《龙游县志》著录的族谱,不论是范围还是内容,都较章学诚的《永清县志》更为扩大和充实了。
  吴汝纶《深州风土记》更创人谱一例,进而把对族谱的研究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著名方志学家瞿宣颍《方志考稿》对此评价很高。他说:
  "征之于古,则秦代之徙民实蜀、实咸阳、开五岭,此以政治之压迫而迁徙者也。王莽之乱,开辟地江南之渐;建安之乱,洛都转致空虚;永嘉之乱,士族相携南渡;此以戎马之变而迁徙者也。至于饥馑之徙民,更史不绝书矣。验之于迩,则江南巨族多托始于赵宋;湘蜀大姓,多启业于清初;黔滇人士,多衍支于流宦。故欲推知近代史迹,即私家谱牒而了然,不待他求矣。核而言之,人民里贯是政治社会制度所从出也,其迁徙之迹,又文化升降所从显也。自汉以来,历世久远,苟能举诸强宗巨族,溯其渊源,踪其分合盛虚往来久暂,斯诚治史者之一伟绩,足令吾曹深明历来社会组织之进化情状且布露吾民族精神与世共见也。惜乎昔之治方志者,多忽视谱牒为无从重轻,而私家谱牒又秘不可见,散不可纪。汝纶独以卓然远到之识,创人谱一例,网罗散逸,详而不冗,可以垂为法式,其所举安平崔氏,自汉至五代千有余年,斯实北方文化史中心问题矣"。
  瞿宣颍从人口迁徙与文化传播的相互关系人手,阐明了研究族谱的极端重要性。正如瞿氏所说,通过族谱研究,如若把自汉以来,北方强宗巨族迁徙、分合、盛衰的历史与文化传播、升降的关系研究清楚,那将是历史研究的一大伟绩。吴汝纶《深州风土记》创立人谱一例,"网罗散逸,详而不冗"的重大意义即在于此。事实上,在很多旧志中,都保存了不少有关家族的资料。诸如,河北《曲阳县志》载,石工杨氏,为元以来之世业;陕西《同州府志》载,柳子镇有铁匠千家,为明以来之世业;陕西《定远厅志》载,乾隆五十年(1785),贵州遵义迁来苗民熊、陶、李、吴、杨、马六姓,等等,这些资料都是很宝贵的。
  我们现在编修新方志,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旧方志所提供的资料和族谱资料,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现在的问题,我们在某些新志中,可不可另立姓氏大族一目,叙述本地有重大影响的某几个姓氏大族的由来、衍派呢?例如,太原王氏,是不是应该写入太原志?大家知道,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海外侨胞回国"寻根谒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l985年6月,缅甸太原王氏家族会致函太原市王茂林市长:"我们缅甸太原王氏家族会在缅甸创立至今已有七十多年,会员达数千人。原籍包括闽、粤、滇等各省市。现在虽然多数已成为当地公民,但仍是王氏后裔,都是炎黄子孙。我没有忘记祖先"。还说:"我们缅甸的王氏后裔大多是福建人,是五代时闽王王审知(862~925)的后代。王审知是从河南固始县迁到福建的,我们希望今后有条件时能赴太原寻根谒祖"。
   1986年5月,泰国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又致函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要求查证王氏祖祠在太原还是在南京,并说:"若他们获悉他们的祖祠确切地点。王氏宗亲学会理事长王捷枝先生,将亲自带团去"。此函亦转太原市人民政府。
   山西省和太原市人民政府,对缅甸和泰国的来函十分重视。太原市成立了"太原王氏研究会",省政府拨款资助,组织人力,先后到江苏、福建、浙江、广东等地以文献记载为线索进行社会调查。回答了来函提出的问题。1988年ll月26日,泰国王氏宗亲会代表团终于回到太原,实现了"寻根谒祖"的宿愿。
对于远离祖国的海外侨胞来说,家谱就成了他们同祖国保持联系的纽带。爱国主义的核心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这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全集》卷二十八,第168-169页)。族谱在形成和巩固人们对祖国的这种深厚感情过程中,发挥了难以估计的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待族谱,来研究一些姓氏大族的源流和衍派,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在新编地方志中给予一席之地,也是理所当然的。让我们听听海外侨胞的呼声吧!
   1988年l月,澳洲侨胞马氏致函中国家谱研究会说:"于九月二十一日《光明日报》上看到'首届中国家谱研讨会'的报道,不胜欢耀!家谱对于我们华裔来说,非常重要。先生亦知澳大利亚之'白澳'思想近来又被无耻政客从垃圾堆中重拾起来,大力鼓吹、宣传'一个澳洲',即白种人之澳洲。完全漠视当今世界民族大融合之潮流。可悲者是在民意测验中,竟有七成以上之民众,赞成减收亚裔移民。考我华族移民澳洲已有百多年之历史。最高峰时期,华人曾占居民总数四分之一。今日之澳洲人,其实许多人是有我中国人血统的,可惜多不自知,有些知道自己有中国血统的人,对我华裔特别好感,亦反对种族歧视。前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其祖母亦系中国人。正是此君任总理时,澳大利亚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显而易见,研究族谱对于发展海外联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我们把研究族谱的成果,把具有较大影响的一些姓氏大族的源流、衍派写入新志,那我们的新志就会受到海外侨胞的欢迎。这对于我们方志工作者来说,是完全能够做到,也是应该做的事,为什么不去做呢!
   族谱和方志,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它们在形成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方面都发生过很大的作用。随着族谱研究的开展和新志质量的提高,它们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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