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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老傅的笔记本

天下傅氏是一家人

 
 
 

日志

 
 

【转载】傅山们的羞耻心  

2014-06-21 08:38:26|  分类: 傅氏先贤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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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正修《傅山们的羞耻心》

作者:李锐

        第一次买到白谦慎先生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已经是二〇〇六年七月的第二印了,首印是此前三个月出版的。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一本关于中国书法的书,却讲述出了如此深沉的精神困境和如此坚韧的人格追求。读过一遍。不久,再读一遍。时隔三年,最近迁进新居书都不在手边,为了看第三遍,特意又从网上买了一本,发现这已经是二〇〇九年一月的第四次印刷本。捧读再三,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傅山和他的文友们深深地打动。隔着历史的长河,还是无比鲜明地看到他们悲绝而又困顿的羞耻心。在此之前,我还没有被一个人的羞耻心如此强烈地打动过。

  十七世纪中叶,中国极富戏剧性地经历了明清之间的改朝换代。史学家们把那叫做明清鼎革。就在这个历史现实鼎革的当口上,中国的读书人,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却也同时在宣纸上完成了一次审美鼎革,完成了从帖学传统向碑学传统的深刻转向。白谦慎先生在这本书的导言中说:“在十七世纪,随着一些书法家取法古拙质朴的古代无名氏金石铭文,书法品味发生了重要变化。新的艺术品味在十八世纪发展成碑学传统,帖学的一统天下不复存在。在过去三百年中,碑学对中国书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对中国书法史的重要性,相当于印象派绘画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地位。”按说,纸面上的笔走龙蛇,纯属书法家的个人风格和爱好选择,可是当这种个人选择变成为对于什么叫美的重新定位时,当这种重新定位最终改变了几百年的审美观,最终成为人们谈论美、成为讲究品位的标准时,我们终于可以看到,所谓明朝、清朝的朝代之争,所谓改朝换代的山崩地裂,都因为时间变得无足轻重,可人们对美的选择和品位却显得深沉而又悠长。难能可贵的是,白谦慎先生自己就是书法家,当他精细入微、丝丝入扣地为我们讲述精妙绝伦的笔墨之美的同时,却也为我们更清楚地讲述了,这美是如何在历史的困境中步步为营地煎熬出来的,却也让我们感慨万千地看到了,从精神伤口中流淌出来的鲜血,从凡俗生活中萌发出来的渴望,是怎样一点一滴地滋养了美的赞叹和坚持。

  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在经过多年的征战、较量之后,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农民军终于攻陷北京。生死存亡之际,火光冲天、禁军四散,只有贴身的太监惶惶不安跟随在侧,在位十七年,所谓天时、命运、机会、人事一切皆错的崇祯皇帝,终于做出了一个正确的抉择——在煤山自缢而亡以身殉国。随即,清军以讨伐李自成乱党为名进军关内,以疾风暴雨之势占领北京,摧垮南明,横扫宇内,改换国号。转瞬之间山河变色、换了人间。可是,改朝换代之际,挂在煤山槐树上的那具皇帝尸体,对遗民们,尤其对那些以前朝遗民自居的读书人,无疑是一个难以忍受的剧痛和煎熬——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儒家伦理的最高道德,大变之际不能忠军殉国,活下来就是苟活,活着就是耻辱,何况逼在眼前的是君王以身殉国。残酷的现实再一次证明,道德不是写在纸上、挂在嘴边的巧言,道德从来都是义无反顾的行为。挂在煤山槐树上的那具尸体对所有遗民都是一个锥心刺骨的质问,那是只要一息尚存就无法躲避的羞耻。傅山和他同时代的许多读书人终其一生,都不能从这样的羞耻感中自拔。

  一六四五年六月,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右侍郎袁继咸被清军俘虏,袁是傅山在三立书院时的老师。崇祯年间袁继咸曾经被人诬陷下狱,傅山变卖家产率领山西学子赴京请愿,使得蒙冤入狱的袁继咸无罪获释,此事曾经轰动一时。被俘后的袁继咸坚决不降,拒不仕清,领刑被杀之前曾经托人带信给傅山,生离死别之际袁继咸念兹在兹的就是生死难忘的羞耻心:“晋士门下知我者甚深,不远盖棺,断不敢负门下之知,使异日羞称袁继咸为友生也。”

  一六五五年七月为“朱衣道人案”入狱一年的傅山获释出狱,出狱后的傅山在诗作中反复慨叹自己的羞愧:“病还山寺可,生出狱门羞。”“有头朝老母,无面对神州。”“死之有遗恨,不死亦羞涩。”

  正是意识到了这种内心深处的情感拒绝和精神反抗,出于安抚笼络汉人知识精英的目的,才有了康熙皇帝著名的博学鸿儒特科考试。各地举荐了一百八十多位“博学鸿儒”,几乎把大江南北的汉人精英一网打尽。顾炎武在得知自己可能被荐举后,再三致信相关官员,断然以死相拒,才得以幸免。傅山无法拒绝地方官的恳请,只好坐了他们提供的驴车去往北京,但是却停在城外的一所荒寺中称病不起,拒绝入城。事后返乡之际,傅山向前来送行的人释然道:“此去脱然无累矣!”庆幸之情溢于言表。傅山所庆幸的不是别的,而是从此往后,自己的羞耻心不必再被别人公然践踏。和傅山同样被迫参加考试的王弘撰在得知自己落选放归后,欣喜万分:“余今归去,宁敢言高,庶几得免‘无耻’二字焉。”

  但是,傅山的内心要复杂得多,孤独和悲凉是遗民们无药可医的心病。因为在自己拒绝的同时,他也亲眼看到了趋之若鹜的芸芸众生。出于人情和常识,他知道自己无法阻拦别人,也没有权力和能力阻拦别人的趋之若鹜。

  傅山曾经为一位山西文友的父亲写传,在盛赞了老先生的高风亮节之后,他无比心痛地感慨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丁丑榜山西凡十九人,甲申以来,孝义张公元辅举义死城头外,出处之际,为山西养廉耻者,二人而已。”

  这是在说崇祯十年,山西有十九人金榜题名中了进士,可改朝换代之际,十九位进士里“为山西养廉耻者,二人而已”。可见,“养廉耻者”所要面对的趋之若鹜的芸芸众生多如恒河沙数。

  拒不仕清,是明遗民们的政治和道德抉择。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连拒绝者自己也看清了这种拒绝对时局、对统治者都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于是他们从拒绝出仕,转而为追求承担文化正统的代言人。在书法上的回到源头,让审美品味追溯古人,师法前朝,就成为他们深邃的精神寄托。傅山的挚友顾炎武对亡国和亡天下的辨析,也正是这样一种深刻的精神寄托,所谓“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个不可以亡的“天下”,正是安放遗民羞耻心的天堂。

  背负着这样的羞耻,他们走上了自己崎岖荒芜的碑学之路。在荒山野岭、断壁残垣之间孜孜寻访,在斑驳陆离的碑刻铭文中反复印证,在宣纸上千遍万遍地临摹书写,于是,在不可磨灭的亡国之耻,和不可剥夺的文化正统尊严的撕扯之下,在为千百年前的无名氏命名的豪迈壮举中,他们确立了自信,也确立了新的审美尺度。

  而最终,这种确立让羞耻心超越了历史,也超越了儒家的忠孝之道,成为一种良知的身份标记,成为一种不可剥夺的君子之志。

  当年,傅山掷地有声的新书法宣言:“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如今早已变成了人人皆知的口头禅,可很少有人知道,这简洁有力直逼人心的四宁四毋,是从什么样的精神困境中一点一滴地煎熬出来的。

  我之所以被傅山的羞耻心再三打动,之所以在《傅山的世界》里流连忘返,实在是觉得傅山和他的文友们就像一面历史的镜子,从这面镜子里我看到我们这个权力和金钱双重专制的现实世界里,精神侏儒症早已是普遍的流行病。香港诗人黄灿然有一句一针见血的话:中国大陆的知识精英们太善于在严酷的环境下让自己舒服起来。诚哉斯言!摇着尾巴做人已经是今天的圣经。

  一切好像是命里注定的。生遭明清鼎革之变的傅山,在饱尝了亡国之恨、遗民之辱的历史折磨后,又经历了个人命运的一连串的打击:他二十六岁丧妻,自此孤身一人没有再婚。傅山的长兄傅庚早逝,留下四岁的孤儿傅仁,傅山代兄抚孤视如亲生骨肉,叔侄感情极深,可是傅仁却在三十六岁英年早逝。最令人不堪的是,就在傅山去世的前一年,儿子傅眉五十七岁早逝,七十七岁风烛残年的傅山又经历了丧子之痛,肝肠寸断的老人悲绝难忍,作《哭子诗》十六首,哭忠,哭孝,哭赋,哭诗,哭文,哭志,哭字,哭画,哀哀不已。

  一六八五年初,自知不久于人世的傅山在临终前写下了《辞世帖》:

  终年负赘悬疣,今乃决痈溃疽,真返自然。礼不我设,一切俗事谢绝不行,此吾家《庄》、《列》教也,不讣不吊。

  这是傅山先生的绝笔。

  一个旷世的天才,一个狂放不羁的书法家,一个独具慧眼的渊博学者,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者,一个满怀羞耻而又傲视天下的遗民,终于“真返自然”。一个终其一生在对笔墨之美的追求中颠沛流离的生命,终于可以回到永恒的安详和清静之中。

  “礼不我设”,“不讣不吊”,“一切俗事谢绝不行”。

  万历三十五年丁未(一六〇七)闰六月十九日,出生于山西太原府阳曲县一个书香世家的傅山,客居人世七十八载,于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正月(或二月)按他的心愿返归自然,把诗文和墨迹留在人间。

  二〇〇九年六月四日于草莽屋

发表于2006年《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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