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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老傅的笔记本

天下傅氏是一家人

 
 
 

日志

 
 

反佛先贤——傅奕  

2016-04-11 09:37:38|  分类: 傅氏先贤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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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奕
    傅奕(555~639),唐初学者。唐相州邺(今河南安阳)人。精于天文历数。隋开皇中,以仪曹事汉王谅。唐武德初,拜太史丞,迁太史令。进《刻漏新法》行于时。见于唐初典章制度,多沿隋旧。主张承乱世之后,多有变更。他认为,有隋违天害良,专用严刑酷法。杀戮贤俊,天下百姓同心反抗。今拨乱反正,而官名。律令仍用隋制,伤弓之鸟而惊曲工,天下久苦隋的暴政,不变其旧制不行。只有改正朔,易服色、变律令。改官名,制礼作乐,百姓才能感知盛德。但官名要省,法律须简约。他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儒家伦理道德为理论基础,坚决反对佛教。指斥佛教不讲君臣父子之义,对君不忠,对父不孝;游手游食,不从事生产;剃发易服,逃避赋役;剥削百姓,割截国贮;讲妖书邪法,恐吓愚夫,骗取钱物。百姓通识者少,不察根由,信其诈语。乃追既往罪过,虚求将来的幸福。遂使人愚迷,妄求功德,不畏科禁,触犯法律。其身陷刑纲,还在狱中礼佛,口诵佛经,以图免其罪。人生死寿夭,本取决于自然;刑德威福,皆由君主决定。而佛教徒诈称,贫富贵贱由佛主宰。这是窃人主之权,擅自然之力。佛教肆行,其恶果是“海内勤王者少,乐私者多”,立于五庭,看膝下,不忠不孝者,聚结连房。故它入家则破家,入国则破国。他还用历史事实揭露佛教的危害。指出,五帝三王时,无佛教,则君明臣忠,祚年长久。汉明帝始立佛寺,然只西域桑门自传其教。西晋以前,有严法禁止国人剃发为僧。万勒之后,禁令松弛,因事佛,君主昏庸,臣又奸佞,梁武帝尤足为戒。昔日褒姒一人,迷惑幽王,而能亡国。今十万僧尼,刻绘泥佛,以惑天下,必须禁止。令僧尼自相结为夫妇,生儿育女,十年长养,十年教训,自可富国足兵。四海可免僧尼蚕食之殃,百姓也能知道威福之所在。临终还告诫其子,《六经》是为名教,宜习之。妖胡之法,勿学也。在佛教盛行的唐初,他最先向佛教展开斗争,有助于巩固儒学阵地,发展了无神论思想。主要著作有《老子注》《老子音义》,并辑魏晋以来反佛人物言论,成《高识传》十卷,均佚。史载,墓志首创于傅奕,死前为自己写的墓志铭是:傅奕,青山白云人也。以醉死。呜呼。
     历史背景
     隋开皇中,以仪曹事汉王谅。唐武德初,拜太史丞,迁太史令。进《刻漏新法》行于时。见于唐初典章制度,多沿隋旧。主张承乱世之后,多有变更。他认为,有隋违天害良,专用严刑酷法。杀戮贤俊,天下百姓同心反抗。今拨乱反正,而官名。律令仍用隋制,伤弓之鸟而惊曲工,天下久苦隋的暴政,不变其旧制不行。只有改正朔,易服色、变律令。改官名,制礼作乐,百姓才能感知盛德。但官名要省,法律须简约。他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儒家伦理道德为理论基础,坚决反对佛教。指斥佛教不讲君臣父子之义,对君不忠,对父不孝;游手游食,不从事生产;剃发易服,逃避赋役;剥削百姓,割截国贮;讲妖书邪法,恐吓愚夫,骗取钱物。百姓通识者少,不察根由,信其诈语。乃追既往罪过,虚求将来的幸福。遂使人愚迷,妄求功德,不畏科禁,触犯法律。其身陷刑纲,还在狱中礼佛,口诵佛经,以图免其罪。
  人生死寿夭,本取决于自然;刑德威福,皆由君主决定。而佛教徒诈称,贫富贵贱由佛主宰。这是窃人主之权,擅自然之力。佛教肆行,其恶果是“海内勤王 者少,乐私者多”,立于五庭,看膝下,不忠不孝者,聚结连房。故它入家则破家,入国则破国。他还用历史事实揭露佛教的危害。指出,五帝三王时,无佛教,则君明臣忠,祚年长久。汉明帝始立佛寺,然只西域桑门自传其教。西晋以前,有严法禁止国人剃发为僧。万勒之后,禁令松弛,因事佛,君主昏庸,臣又奸佞,梁武帝尤足为戒。昔日褒姒一人,迷惑幽王,而能亡国。今十万僧尼,刻绘泥佛,以惑天下,必须禁止。令僧尼自相结为夫妇,生儿育女,十年长养,十年教训,自可富国足兵。四海可免僧尼蚕食之殃,百姓也能知道威福之所在。临终还告戒其子,《六经》是为名教,宜习之。妖胡之法,勿学也。在佛教盛行的唐初,他最先向佛教展开斗争,有助于巩固儒学阵地,发展了无神论思想。
      生平简介
       傅奕从小博学,聪敏善辩,谈吐流畅。他素不信佛,轻视僧尼,别人崇拜佛像,他却不以为然,认为“石象为砖瓦之用”。隋文帝开皇年间(581年—600年),傅奕在汉王杨谅属下任仪曹。杨谅欲起兵反叛朝廷时,问傅奕:“今兹荧惑入井,是何祥也?”傅奕诡对曰:“天上东井,黄道经其中,正是荧惑行路所涉,不为怪异;若荧惑入地上井,是为灾也。”杨谅听后很不满意。不久杨谅果然兵败,傅奕虽然幸免死罪,但也被贬到扶风郡任职。
  此时李渊任扶风太守,曾以礼相待傅奕。后李渊即帝位,遂召他入京师,拜为太史丞。时任太史令的庾俭因其父庾质曾谈论占候,违忤炀帝旨意死于狱中,他以此为鉴戒,并耻以数术进身,遂荐傅奕自代。傅奕迁升太史令后,却屡次排毁庾俭,而庾俭并不怀恨他,人们都赞扬庾俭仁厚而称赞傅奕率直。傅奕还赞助唐高祖设置参旗、井钺等十二军号,并修改漏刻,撰成《漏刻新法》,上奏朝廷,颁行于世。
  唐初,国制草创,多因袭隋代旧制。傅奕在政治上不因循守旧,认为唐承乱世之后,应当有所变更,遂上《请革隋制疏》。疏中他首先叙述了历史不沿旧制的事例:“龙纪、火官,黄帝废之;《咸池》 、《六英》 ,尧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袭汤礼。《易》称‘巳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时大矣哉’。”他还认为,有隋之季,“违天害民,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如今已改朝换代,处于拨乱反正之时,官名、律令等仍用隋旧,这正如伤弓之鸟害怕曲木一样,天下百姓久苦隋政刻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因此,他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变律令,革官名,功极作乐,治定制礼,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时也”。鉴于当时弊政,他还具体地提出两项改革方案:一是裁减官员。他在奏疏中说:“官贵简约,夏后百官,不如虞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他主张官多不如官少,精减官员,既可防止十羊九牧,又能减轻国家开支与人民负担。二是减轻刑罚。他在奏疏中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商有乱政而作《汤刑》 ,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卫鞅为秦制法,增凿颠、抽胁、镬烹等六篇,始皇为挟书律,此失于烦,不可不鉴。”刑法越来越烦,隋朝更是“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因此他主张应引以为戒,减轻刑罚。他的这两项建议是符合实际和积极可取的。
  当时,有太仆卿张道源也曾建议:“官曹文簿繁总易欺,请减之以钤吏奸。”文牍繁杂是历代封建官府的一大弊病。可是公卿都不想改变现状,反对这一建议,唯独傅奕积极赞成。最终由于“为众沮訾,不得行”。
      革新反佛
  南北朝以来,佛教盛极一时,寺院遍及各地,僧尼人数与日俱增。鉴于这种情况,武德四年(621年)六月,傅奕上奏《请废佛法表》,请求废除佛教。在奏表中,他首先回顾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情况,“窃闻八十老父,击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为乐。耕能让畔,路不拾遗。孝子承家,忠臣满国。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俦,相来羽翊。乃有守道含德,无欲无求。宠辱若惊,职参朝位。”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傅奕认为主要是“当此之时,共遵李、孔之教,而无胡佛故也”。在傅奕看来,只有遵从李耳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学说,才能使“天下大治”。这是站在儒家、道家学说的立场上反佛教的。他还列举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盛行的弊病,请求唐高祖“定天门之开阖,更新宝位,通万物之逵否,再育黔黎,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为了说服唐高祖,他列举了庖牺氏至汉高祖,历二十九代,四百余君,“但闻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见寺堂铜像,建社宁邦”。因此,他请求将“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自足忠臣,宿卫宗庙。则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无事,为牺皇之民”。从这上表中,可见他是在竭力捍卫儒家传统思想及老子道家学说,以维护封建政权的利益。傅奕随同《请废佛法表》一起上奏的还有“益国利民”十一条,原文已佚。清人修《全唐文》时,将经书中所引尚存的梗概搜集起来,附载于表后,虽非完篇,仍可窥其一斑。
     颁布摘要
  这十一条摘要如下:一是青壮年僧尼不婚不嫁,以致减损户口。这是“违天地之化,背阴阳之道”,“请僧尼六十以下简令作丁,则兵强农劝”,有利于国计民生。二是西域诸国兵员虽少,“皆得绍其王业,据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国”,今大唐丁壮僧尼二十多万,“其结胡法,足得人心”,应防其不测。三是佛教“广致精舍,甲第当衢,虚费金帛”,请求诸州县“减省寺塔,则民安国治”。并请将寺舍分给“孤老贫民,无宅义士”,规定三万户的州设置一寺,胡僧二人,“草堂土塔,以安经像”,并销毁铜铁像,不得更铸,以保证泉货不再损毁,“益国利人,兴家多福”。四是让僧尼“衣布省斋,则贫人不饥,蚕无横死者”,不让僧尼挥霍浪费。五是禁止僧尼拥有过多的财产,“断僧尼崌贮则百姓丰满,将士皆富,礼佛不得尊豪,设斋不得富贵”。六是帝王不崇信佛教则“大治、年长”,信佛则“虐政、祚短”。七是建议将周孔之教封送西域,以抵制佛教思想的流传。八是视佛经为邪说,称其为“家鬼”。认为,“佐世治民,惟《孝经》一卷,《老子》二篇,不须广读佛经”。九是“隐(稳)农安近,市廛度中,国富民饶”。十是“帝王受命皆革前政”。十一是“直言忠谏,古来出口,祸及其身”,要君主虚心纳谏。傅奕所上的“益国利民”十一条,大部分是主张限制佛教的发展,同时也表述他的经国治世的政治见解。
     再次反佛
  武德七年(624年),傅奕再次上《请除释教疏》 ,主张禁断佛教。在上疏中,又提出了“生死寿夭,由于自然”的唯物论观点,从而有力地批判了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说的虚妄。在教权与皇权的斗争中,傅奕是站在了皇权的一方,进一步陈述了他反佛的思想。傅奕把国家的兴衰治乱统统归之于佛教,显然是有偏向的,因为他只看到了佛教“乱儒教化”的一面,而对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则视而不见。
  傅奕的这次上疏引起了唐高祖的注意,诏令百官议论除佛之事。朝臣中信佛者较多,唯有太仆卿张道源支持傅奕的主张,而中书令萧瑀带头发难,攻击傅奕为妄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但傅奕不畏权势,与萧瑀唇枪舌剑,激烈论争。教徒明概等人也一味反对,明概在《决对傅奕度佛僧事》中说:“释迦悯斯涂炭,哀其沈溺,陈经敦劝善以诱贤,制戒律禁恶以惩罪,皆令息妄归真,还源返本。”佛教不仅是为了治天下而产生,而且其功能也并不比儒学差,“比手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时淳,书契未作,民浇俗伪,典籍方兴。故周公不出于上皇,孔子唯生于下代,制礼作乐,导俗训民,致治兴风,匡时救弊,皆欲令止浇息竞,返素还淳,出于释迦,其揆一也。”傅奕据理反驳说:“礼本事于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瑀之谓矣!”萧瑀被傅奕批驳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最后一合双手,喃喃地说:“地狱所设,正为是人。”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排斥佛教呢?于是由傅奕引发的这场争论终李渊一朝不了了之。
  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博奕的反佛理论没有产生丝毫影响。当时唐高祖厌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又见寺观“邻接廛邸,溷杂屠沽”,认为傅奕的奏疏颇有道理,于是依从奏疏,事实上,由于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以及寺院内部的混乱等,世俗王权在利用佛教的同时,也不能不对佛教的发展加以遏制。武德九年(626年),李渊发布《沙汰僧道诏》,虽不像傅奕建议的那样彻底废除佛教,但其整顿、纯洁宗教的想法显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博奕反佛建议的回应。李渊说:“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变,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阃阃,驱策畜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变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譬兹稂萎,有秽嘉苗;类彼瘀泥,混夫清水。”如此混乱与不洁,不进行整顿与淘汰怎么行呢?于是李渊决定:“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行精进、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养,并令罢退,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这就是李渊对傅奕建议的回答。
  在玄武门之变前,傅奕曾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唐高祖把状交给了李世民。平素“虽究阴阳术数之书,而并不之信”的傅奕却诡称天意,显然在宫廷的政争中,他是倾向李世民的。一次唐太宗临朝,曾问傅奕:“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他回答说:“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唐太宗听了,深以为然。
  贞观十三年(639年),傅奕病卒,享年八十五。
     人物轶事

     力斗高僧      有一个从西域来的和尚,擅长咒术,他念起咒语能让人立即死去,再念咒语又能让人活过来。如此的让人死去活来,轰动了天下,连太宗也感到莫名其妙,就挑选了几个强壮的骑士来实验。结果,还真灵。就把这件事情给傅奕说,傅奕斩钉截铁地说:“这是邪术。我听说邪不压正,您让他来给我念咒语,一定不会成功。”

      智破佛牙    于是,反佛斗士宫廷占卜师傅奕和西域高僧咒法大师就在皇帝主持下公开比赛。只见那位高僧念念有辞,再看占卜师傅奕是定力深厚,纹丝不动。过了不久,只听“咕咚”一声,再看,有人倒地。众人仔细瞧看,倒地的竟然是那位高僧。他身体僵硬,好象他是被外物击倒,一直不再复苏。原来他是害怕自己的把戏被揭穿,故意装死躺下。

  从印度来了个婆罗门僧,说自己手里拿的东西非同一般,是佛齿,至坚至硬,所击之处,无物可挡。长安的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一时间婆罗门僧这里门庭若市。当时,傅奕正卧病在床,但强烈的打假斗志和高度的责任心不容自己坐视不管,就叫自己的儿子来,给孩子说:“我听说有一种东西叫金刚石,坚硬无比,外物是不能损伤的。这个僧人装神弄鬼,估计他拿的就是注重东西。但羚羊角能破金刚石,你去试试。”
  他的儿子就拿着这个羚羊角去看这个佛齿。见了之后,也像其他人一样要求试试。僧人胸有成竹地答应了。他拿出羚羊角狠狠地击打佛齿,结果佛齿是应手而碎,看热闹的人也就一哄而散。
      佛教辩论    唐初,就对佛教的政策问题,曾在朝臣中展开了一次面对面的激烈辩难。
  起因是太史令傅奕曾指斥僧尼“剥削民财,截割国贮”,先后七次上疏奏请废僧尼,减塔寺。僧侣法琳亦著《破邪论》等,狂骂傅奕。这场争论已进行了五年之久,唐高祖李渊遂就傅奕的奏疏,令朝臣们辩论对佛教的政策。
  朝议一开始,宰相萧?就率先站出来指斥傅奕,说:“佛是圣人,诽谤圣人就是无法无天。傅奕毁圣谤佛,臣请诛傅奕!”
  萧?的调子这样高,不是偶然的。当时朝廷上崇佛的势力远远超出了反佛的势力。法琳早得到太子李建成的支持,并誉太子为“护法菩萨”。
  傅奕当然也洞悉当时的形势,但他坦然自若,从容说道:“圣人是崇礼的。礼是什么?在家事亲,在朝奉君。可是,佛教却教人弃家去园,无父无君。萧?并非异国臣民,却尊奉异域邪说,无父无君。这样的人又何以能忠于朝廷呢!”
  傅奕义正辞严,萧?无言以对,只是俯首合十反复诅咒说:“反佛死后要下地狱的!”
  朝臣们齐声附和萧?,赞同傅奕的只有一人。但是,高祖李渊还是采纳了傅奕的奏议,发布了诏令,准备禁佛。正这时,发生了“玄武门之变”,高祖也被迫传位,禁佛暂被搁置。
  唐太宗继位后,问傅奕:“佛理很深奥,佛的品德也值得学习,因果报应的话也很灵验,卿为何以为不可信呢?”
  傅奕说:“崇佛事僧,对百姓没有好处,对国家却有害处啊!”
  唐太宗深以为然。
  唐初,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世族门阀的政治势力虽已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但社会的习惯势力还很强大。尽管唐太宗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可是论门阀,还低于山东世族,常被山东世族所轻视,他为了自高门第,遂认道教所崇奉的始祖老子李聃为家祖,提倡尊奉老子,并诏令全国,凡行法事,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自隋以来,佛、道的势力已相匹敌,故而,隋虽崇佛,但公开表示也还是僧道并尊。唐初规定僧道的地位,道为第一,佛为其次。由是僧道更加牾。
  先时南朝梁代画家张僧繇,曾作《醉僧图》,活现了醉僧的狼狈可笑之状,道士们每每用这张名画来取笑僧侣,遂使僧侣们十分恼火。僧侣于是筹聚了几十万钱,去请当代的大画家阎立本画一幅《醉道士图》,以求报复。阎立本果然画了一幅。这张名画流传下来了。它就是唐代佛道矛盾的写真。但历史事实,僧道的斗争比这激烈得多。
  唐太宗的诏令下达以后,僧侣们大为不满,纷纷集于宫阙下示威抗议。
  法琳则面见唐太宗,力图争辩,说:经他考证,李氏的远祖有两支,一是代北李氏,原出鲜卑拓跋部,一是陇西李,即老子的李氏。又说:“老子的父亲是个乞丐,是个跛子,没有耳朵,还瞎了一只眼,七十二岁时还娶不到老婆,同邻居家的老女仆私通,才生下李聃。”法琳还想劝唐太宗自为代北李,用不着同陇西李去认本家。他还没说完,唐太宗早已勃然大怒,斥责法琳:“毁我宗祖,谤我先人,要挟君王,罪不容诛!”
  唐太宗又对法琳说:“你著的经卷里说,有念观音者,刀不能伤。现在给你七天去念观音,到期拿你试刀,看看到底伤不伤!”
  法琳被关进狱中,心中恐惧,明知就是念七七四十九天观音,刀放在脖子上也是要死的。但他毕竟是个老于世故的和尚,终于想出一条活命的办法。当太宗使人来问:“刑期已到,你念观音有无灵验?”他回答说:“七日以来,我不念观音,只念陛下。”太宗又使人问他:“诏令你念观音,你为何只念陛下?”他又说:“陛下功德巍巍,照经典说,陛下就是观音,所以只念陛下。”法琳的气焰全消了。
   唐太宗见此,也就免了法琳的死罪,流放他到远州僧寺去,后死在路上了。
  唐太宗尊奉家祖,又诏令道先佛后,流放了法琳。但是,他并不抑佛,这只要看一看他对高僧玄奘的态度就一目了然了。

    始创墓志 傅奕生平“虽究阴阳数术之书,而并不之信”。其生性豪达,一次醉酒,卧倒在床,他蓦然坐起说:“吾其死矣!”遂为自己作墓志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呜呼哀哉!”至此方有墓志一说,故幼学琼林中有记载:挽歌始于田横,墓志创于傅奕。

   《广弘明集》  《广弘明集》说傅奕贫贱,先作道士,投僧借贷,僧不肯借,心怀愤恨。唐初来长安,投道士王岿(音亏kuī)。王岿怜其饥寒,留居私宅,待以上宾之礼。三几天内,傅奕便霸占王岿妻,公然不避人目。王岿兄子为僧,见到私情,告诉王岿。王岿不信,说,傅奕贫士,我收留在宅,敢做这等事么?王岿回家一看,果然如此,忍气退归道观。

     史书记载

    《中国文化史》

  傅奕(555~639),唐初学者。唐相州邺(今河南安阳)人。精于天文历数。隋开皇中,以仪曹事汉王谅。唐武德初,拜太史丞,迁太史令。进《刻漏新法》行于时。见于唐初典章制度,多沿隋旧。主张承乱世之后,多有变更。他认为,有隋违天害良,专用严刑酷法。杀戮贤俊,天下百姓同心反抗。今拨乱反正,而官名。律令仍用隋制,伤弓之鸟而惊曲工,天下久苦隋的暴政,不变其旧制不行。只有改正朔,易服色、变律令。改官名,制礼作乐,百姓才能感知盛德。但官名要省,法律须简约。他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儒家伦理道德为理论基础,坚决反对佛教。指斥佛教不讲君臣父子之义,对君不忠,对父不孝;游手游食,不从事生产;剃发易服,逃避赋役;剥削百姓,割截国贮;讲妖书邪法,恐吓愚夫,骗取钱物。百姓通识者少,不察根由,信其诈语。乃追既往罪过,虚求将来的幸福。遂使人愚迷,妄求功德,不畏科禁,触犯法律。其身陷刑纲,还在狱中礼佛,口诵佛经,以图免其罪。人生死寿夭,本取决于自然;刑德威福,皆由君主决定。而佛教徒诈称,贫富贵贱由佛主宰。这是窃人主之权,擅自然之力。佛教肆行,其恶果是“海内勤王者少,乐私者多”,立于五庭,看膝下,不忠不孝者,聚结连房。故它入家则破家,入国则破国。他还用历史事实揭露佛教的危害。指出,五帝三王时,无佛教,则君明臣忠,祚年长久。汉明帝始立佛寺,然只西域桑门自传其教。西晋以前,有严法禁止国人剃发为僧。万勒之后,禁令松弛,因事佛,君主昏庸,臣又奸佞,梁武帝尤足为戒。昔日褒姒一人,迷惑幽王,而能亡国。今十万僧尼,刻绘泥佛,以惑天下,必须禁止。令僧尼自相结为夫妇,生儿育女,十年长养,十年教训,自可富国足兵。四海可免僧尼蚕食之殃,百姓也能知道威福之所在。临终还告诫其子,《六经》是为名教,宜习之。妖胡之法,勿学也。在佛教盛行的唐初,他最先向佛教展开斗争,有助于巩固儒学阵地,发展了无神论思想。主要著作有《老子注》、《老子音义》,并辑魏晋以来反佛人物言论,成《高识传》十卷,均佚。
  史载,墓志首创于傅奕,死前为自己写的墓志铭是:傅奕,青山白云人也。以醉死。呜呼。

《旧唐书·傅奕传》  傅奕,相州邺人也。尤晓天文历数。 高祖为扶风太守,深礼之。及践祚,召拜太史丞。太史令庾俭以其父质在隋言占候忤炀帝意,竟死狱中,遂惩其事,又耻以数术进,乃荐奕自代,遂迁太史令。奕既与俭同列,数排毁俭,而俭不之恨,时人多俭仁厚而称奕之率直。奕所奏天文密状,屡会上旨,置参旗、井钺等十二军之号,奕所定也。武德三年,进漏刻新法,遂行于时。七年,奕上疏请除去释教,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乃追即往之罪,虚规将来之褊。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其有造作恶逆,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 ……今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馀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

  临终戒其子曰:“老、庄玄一之篇,周、孔《六经》之说,是为名教,汝宜习之。妖胡乱华,举时皆惑,唯独窃叹,众不我从,悲夫!汝等勿学也。古人裸葬,汝宜行之。”奕生平遇患,未尝请医服药,虽究阴阳数术之书,而并不之信。又尝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为墓志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呜呼哀哉!”其纵达皆此类。
    后世影响
      傅奕崇尚儒学和道家学说,反对佛教,曾撰写了《老子》2 卷、《音义》,并搜集魏晋以来驳斥佛教的言论,撰写了《高僧传》10 卷。临终时告诫他儿子要学习老、庄之道和周、孔学说。傅奕虽精通阴阳术数之书,但他本人并不相信,所以平素患病,也从不求医服药,任其自然。他为人一向谨慎,“既职占候,杜绝交游,所奏灾异,悉焚其稿,人无知者”。故没留下来任何著作。傅奕作为第一个反佛的斗士也为唐朝以后的许多文人做出了楷模。例如,李德裕主要从国民经济立场上反对崇佛。而从理论上辟佛,建立一套儒家理论体系来与佛教对抗的则为戟愈和李翱。韩愈著《原道》,主张:“人其人(强迫和尚还俗),火其书(烧去佛经),庐其居(改寺院为民房),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又著《原性》,提倡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之心性论。李翱(字习之)则著《复性书》,主张性本无善无恶,说:“凡人之性,犹圣人之性欤;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欤!”主张恢复本性。虽然导源于《中庸》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实已受了佛家明心见性说的影响。唯心色彩已较韩愈为浓厚。韩愈自己从感情上深恨佛道,不但从理论上辟佛,还从行动上以死谏迎佛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陕西凤翔法门寺有一块所谓佛骨,唐宪宗要把它迎回宫中供奉。韩愈作《谏迎佛骨表》表示反对,提出把视为佛门圣物的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因此而触怒了宪宗,几乎丧命,最后被宪宗贬作潮州刺史。韩愈在反佛的同时又辟道,除《原道》并论二氏(佛、道)外,在所作的《李干墓志铭》文中也极论金丹之害。应该说韩愈的一些主张还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正论。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韩、李的思想成为宋初道学的根源,开了理学的先河,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后来唐朝更是涌现了一批像吕才、刘禹锡、柳宗元这样反对佛教的唯物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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